时间: 2024-03-27 09:58:18 |   作者: 哈希体育

  1978，也是引进“合资企业”概念元年。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和美国通用集团董事长洽谈时了解到合资企业模式，报告给中央。1979年2月11日，批示，“合资经营公司能够办”，又指导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那时还没有一家中外合资企业。1980－1981年陆续诞生了中国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北京饭店、中国迅达电梯、新疆天山毛纺、天津王朝葡萄酒、天津丽明化妆品等六家。

  当时合资企业绝对属于新鲜事物。我大学毕业参加天津丽明化妆品有限公司的筹建，公司正式成立后承担技术和质量管理工作，感觉就像派到驻外使领馆差不多。

  长期闭锁，乍打开国门，每趟出一步都极为艰难。我们公司投产，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生产原料的进口。与中方合作的德国Wella化妆品公司是跻身世界化妆品行业前10位的跨国企业，却是品种繁多的‘小生产’模式，原料有好几百种之多。而这些原料大部分此前从未有过进出口，海关的商品名录上没有。

  我受公司委派与海关的几位干部会商。大家都抱着尽快跟上世界发展的一股劲头，通力协作，按照这些原料的化学结构和性质，确定它们的类别与税率。但不少原料可以归入不同的品类，不同品类的税率有些相差很大。就低，国家吃亏；就高，企业吃亏。刚走出校门的我既欠缺行业知识又没有实践经验，对这些原料大多未接触过。经技术经理郭华工程师悉心指教并研商后，我与海关方面议定：以原料的化学结构和性质为基础，再按照主用途确定其类别与税率。双方协作只用了不到三个工作日，就将这几百种化工原料纳入了海关的管理体系。后来我还帮助海关人员，确定了其它一些 化工原料的类别。从海关的高效工作上，也让国外的投资者看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速度。

  丽明公司是引进德国技术，引进的设备中较为复杂的是一些制塑机器。今天来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机器，更谈不上尖端，但在当时、在国内却是很先进，控制管理系统更是见所未见。

  第一台吹塑机请了德国的工程师前来指导安装和调试。不久第二台吹塑机和其它设备陆续运抵。合资的德方对中方的技术人员没有信心，提出仍请德国的技术人员前来指导安装调试，这样费用不菲，仅几万元的往返机票对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了（那时工资普遍只有几十元），而且要用国家紧缺的外汇。

  中方负责机械设备的黄钟和刘洪卯，一位是自学成才的实干家，一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俩认真研究图纸，挺身请缨担当起第二台吹塑机的安装任务。凭着安装第一台吹塑机时跟德国工程师悉心学习和详细记录，带领工人顺利完成了安装和调试。接着他们又举一反三，完成了注塑机等其它设备的安装和调试，让外方对中国的技术人员竖起了大拇指，也使我们增强了搞好合资企业的自信心。

  我们企业成立于对外开放之初。万里、、、、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前来视察。任天津市副市长后，多次前来指导工作。这些改革开放的开路者们鼓励我们要为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资金、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趟出一条路。

  丽明公司是首批合资企业中的知识、技术型企业，将国外化妆品盥洗品知识和技术引进国内，特别是生产和质量管理体系，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而且以点带面，实质性地提升了国内化妆品行业的水平。

  公司的中外领导都十分重视职工的技术培养和训练与学习。总经理宋澜先生（美籍）、副总经理王全山先生甚至对我参加化学方面的国际会议和加入国际胶体与界面科学家协会（IACIS）等学术活动都给予支持和资助，至今想起来都非常感激。选派到合资公司的中方职工也极其认真地参加培训，边干边学，很短时间内基本都胜任了工作。

  世界大公司的技术也并非全都完美无瑕。例如有一款护发产品，按照德国总公司提供的配方和工艺，怎么都做不成功。德国的工程师亲自操作也不行，几批产品都达不到质量发展要求，向德国总公司求助也计无所出，公司上下十分焦急。

  我在实验室做样品，却很成功，这是怎么回事？又做了几次，意识到小试和大生产在操作上的差异。经过和郭华工程师、操作人员商讨，修改了工艺，大着胆子进行了一次试生产，获得了成功。德方人员对我们成功制成这款产品很出意外，开始对中方人员刮目相看。

  丽明公司投产后，由于是填补国内空白，因此产品很快占领了国内市场。高效率的生产和稳定的质量管控赢得了Wella总公司的信任，加上我们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Wella总公司把一部分东南亚市场也划拨给了天津丽明公司；不久，又安排丽明公司与Wella的日本子公司FCC协作，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汉梦草”系列新产品，打进日本市场。

  丽明公司能利用国外资本和知识产权、率先实现中央“请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发达国家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即技术性贸易壁垒始终是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其市场的最大障碍。如欧盟的技术标准就有10万多项。丽明公司的产品完全按照欧洲标准生产，但要打入技术标准更为严格的日本市场，还需要在质量管控方面做更多工作。虽然我们千仔细万小心，可还是一开始就在这上面出了大问题。

  我们生产的“汉梦草”系列新产品出口日本没几天，其中的护发膏就全被退了回来，通报说微生物严重超标。这不仅使丽明公司面临巨额索赔和经济损失，还会严重损害中国的声誉，影响日后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这一事故对公司的打击恐怕还要甚于当时“合资企业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中外双方人员的脸上都是阴云密布，直接负责质量控制和检验的我更成了这一事故的“罪魁祸首”。虽然郭华工程师帮我承担相应的责任，外籍主管的眼神还是恨不得把我从公司楼上一脚踢到楼外的马路上去。

  无论如何，还是要查明事故的原因。这几批产品出厂前都经过严格检验，包括微生物检测，全部符合日本的技术标准，为什么到了日本微生物就严重超标，而且被退回的产品再检测的数据，比日本通报的数据还要高若干倍？而在这中间产品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可以排除受到二次污染的可能。

  我们经过一步步的筛查，重复实验和对比实验，终于确定：造成事故的原因是日本方面产品设计的错误，具体讲就是配方中的防腐剂失当。

  当知道这一结果时，公司上下都“连阴天转了晴”，那位外籍经理更高兴得差点从楼上跳到楼外的马路上。

  结果是日本方面承担了全部直接损失，并部分赔偿了我们的间接损失。而该产品按照我们的建议修改配方后，再未出现这方面的质量问题。

  丽明公司的“威娜宝”系列200～300ml产品当时每瓶定价2.5～3.5块钱，这相较4元一瓶的茅台酒、和普遍几十元的工资收入，已属十分昂贵了，可出口到日本的同样容量的“汉梦草”系列新产品，每瓶在日本市场售价高达28～55美元，有非常大的利润空间和创汇能力。但丽明公司从Wella及日本FCC拿到的分成金额，只略高于“汉梦草”产品的工本价。FCC是Wella的全资子公司，而丽明公司是中德各50%股份，Wella自然要把利润留在它的全资子公司。我注意到两者的巨大差价，反映给中方董事王全山经理，又按照他的要求整理了一份书面材料。

  不久合资公司召开董事会。会后王经理告诉我：他在董事会提出这一问题，Wella方面解释说是因为新产品开拓市场，投入很大；经过他据理力争，迫使Wella的代表同意让FCC方面提高给中方的分成比例。

  现在反思，如果我们当年对国际贸易规则知道，有可能为国家争得更多利益。

  当时中国的年总出口总额不过200亿美元左右，而且相当大比例是农矿等初级产品。丽明公司的技术型产品实现出口大额创汇，有着指标性的意义。

  灰白+灰绿+灰褐色，多么光鲜的色调！可就是这点色彩的组合与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初，竟成了对外开放的一个小小标志。

  筹备期间，公司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Schmidt先生找我谈工作。那天我穿了一件灰白、 灰绿加灰褐色的粗纺呢上衣。谈话间，Schmidt先生突然冒出一句“Beautiful!”我一时愕然：怎么说我Beautiful呢？Schmidt先生察觉到我的困惑，解释说是我的衣服“Beautiful”。他态度十分真诚，又很认真地说：自从来到中国，见人们穿的衣服，只有单色的蓝的、绿的或灰的制服（他不知道那叫毛式制服），太刻板太单调了，而我的衣服，就很好看。

  我不知该怎么样应对这个“突发外事事件”，只好答腔转回到工作上来。出来考虑是不是不再穿这件“ Beautiful”的上装了，可又没有其它合穿衣服。文革时的一件蓝布工装，上大学又做了一件瓦蓝色的制服，都很旧了，穿了从事“涉外活动”，怕给新中国丢脸。那时别说贫穷的地方，大城市里像我这样有三五件衣服，已经算很富有了。若是哪个有件讲究点的衣服，便足以像现今拥有辆豪华汽车一样炫耀了。因此我没舍得让这件上装退出“涉外历史舞台”。公司随后也给我们定制了全套西装。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人们的衣服逐渐有了“颜色”，又变得五颜六色越来越靓丽。再没有人会夸赞一件灰白、灰绿加灰褐色的粗纺上装Beautiful了。可一件今天看来土气粗陋的衣服，三四种冷暗色调的交织，居然是当年对外开放的一道靓丽风景呢。

  1983年初，一个星期一的早晨，Schmidt先生走进质控部，告诉我们说，他去视察了北京火车站。

  Schmidt先生很好学，来中国一年多，已经能讲不少中国话，当然有些用词造句不准确。我们不知是不是他词不达意，更多是纳闷他为何需要去“视察”北京火车站，都疑惑地看着他。就见他戴上白手套，在门框上抹了一下——手套还是白的，我们刚擦过；又在柜子顶上抹了一下——这下白手套黑了。Schmidt举着变脏的手套，得意的神情就像个孩童完成了一出恶作剧，给我们讲：他亲自去检查了北京火车站的卫生，扶梯、门框、窗户，他都摸了，没有土，很干净；而我们的卫生，做的不够好，要向北京火车站学习，质控部、实验室，应该非常干净。

  Schmidt离开后，我们一面做卫生，一面拿Schmidt去北京站检查卫生的事当笑话说，不过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跑去北京火车站。过了一会，Schmidt的翻译来了，向我们透露了事情的原委。原来Schmidt先生星期天实在闷得难受，就知会了有关方面，叫上翻译和秘书一同去了北京火车站。

  我们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我们不敢和外方人员有工作以外的接触，来华的外国人也很少。Schmidt一人在津举目无亲无友，没有一点娱乐又没有地方能去——政治运动造成的满目疮痍不宜让外宾去看，当时仍囿于外国人离开工作地点，要备案并有两名中方人员陪同的旧规，以致Schmidt先生只能在中方人员陪同下到北京火车站转一圈再回天津。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人们的思想解放，到1986年Schmidt先生离任前，他的业余生活已经有相当改善了。而现在，再不会有外宾憋屈得去北京火车站‘视察’了。

  成立于对外开放之初的丽明化妆品公司，通过利用国外资金和知识产权，带动了中国化妆品行业水平的提升；又结合中国特色将产品打入海外市场，率先实现了中央对外开放“请进来、走出去”的战略目标。我于80年代末调到科研机构。丽明公司后来由于股本结构的变动成了Wella的子公司、又被P&G并购而结束了它25年的历史。但它合资经营的成功实践，起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

  中外合资企业从建国前30年的一无所有，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寥寥数家，增加到现今的几十万家；引进的外资从微不足道、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几亿美元增加了上千；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5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近15万亿美元。这让我愈发感怀改革开放的引路人和先行者们，亦为曾经站在改革开放的潮头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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